圆瑛（1878年—1953年），中国当代爱国高僧，曾蝉联七届中国佛教会会长。新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又被选为首任会长。

    圆瑛，俗姓吴，名亨春，法名宏悟，别号韬光，又号一吼堂主人、三求堂主人、灵源行者、离垢子等。1878年出生于福建省古田县平湖镇端上村。5岁时椿萱失荫，由叔父抚养长大；幼时习儒，熟读四书、五经；17岁中秀才；19岁入佛门，先后住持福州雪峰寺、宁波天童寺，福州涌泉寺和马来西亚槟城极乐寺等古寺名刹；晚年住持上海圆明讲堂。1953年9月，圆寂于宁波天童寺。

    他作为中国高僧出访新加坡、马来亚、菲律宾、缅甸、泰国、印度、斯里兰卡、印尼、日本、朝鲜、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讲经弘法，倍受推崇。著有《楞严经讲义》、《大乘起信论讲义》、《圆觉经讲义》及《一吼堂文集》、《一吼堂诗集》等20余种，合编为《圆瑛法汇》行世。

    纵观圆瑛一生，他不是一般的和尚，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高僧。他是佛门一代宗师；他是中国佛界的最高领袖；他是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十分器重的爱国高僧，是一位世界级的人物。

    由于组织编纂《圆瑛》文史资料的缘故，粗略接触了圆瑛生平的有关资料，令我十分震撼。震撼之余，我对圆瑛的思想文化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圆瑛固然是出家人，但他又是一个积极爱世的社会人。他的人生轨迹，与国家存亡、社会变革、民族兴衰、人民苦乐紧密相连。他把宗教与政治、佛教与儒教相联系，进行不断的融汇、洗炼和升华，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也就是圆瑛文化。圆瑛文化具有深刻的内涵及显著的核心、特点和实质。本文就此谈一些粗浅认识。

一、 圆瑛文化的深刻内涵

    圆瑛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

    1、精深的佛学造诣。圆瑛法师自述：“十九岁出家，始修禅学八载，后研究教理及天台宗。三十一岁开座讲经，并学贤首。到三十六岁，阅永明、莲池大师著述，始信净土宗为无上法门。由是禅净双修，至六十岁，乃专修净土，自号三求堂主人，求福求慧求净土。”可见，圆瑛法师佛学造诣精深。他对佛教很多宗派的经典都曾有不同程度的研究。因此，他的佛学思想能够融汇各宗，取诸家之长，不拘于本宗本派己见。他一生为佛教事业呕心沥血，奔波于北京、福建、浙江、江苏、天津、安徽、湖南、湖北、河南等地传教，曾担任宁波接待讲寺、永宁寺、七塔寺、天童寺、福州雪峰崇圣寺、涌泉寺、法海寺、林阳寺、泉州开元寺及马来西亚槟城极乐寺、上海圆明讲堂住持，多有建树。著有《首楞严经讲义》、《大乘起信论讲义》、《圆觉经讲义》及《一吼堂文集》、《一吼堂诗集》等20余种，合编为《圆法汇》行世。

    2、深厚的儒学功底。圆瑛法师自幼熟读四书五经，接受系统的儒学教育。17岁便喜中秀才，并名列前茅。深厚的儒学功底是他一生功业的重要基础。他的诗联书法、演讲艺术、哲学思维无不与他的儒学修养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以秀才学历，投身佛门，在当时佛教界就是佼佼者，堪称饱学之士，因此他凭着满腹经纶和虔诚信仰很快就得到一批高僧的赏识与栽培。接着，他凭借深厚的儒学功底精心钻研佛学，得心应手、心领神会，在佛学理论造诣上突飞猛进、独树一帜。同时，他又深得儒家学说精髓，以安邦护国，济世安民，为安身立命之根本，在他的理论和实践中赋予佛教积极的意义，倡导出家入世、济世报国，为天下僧人树立楷模。在处理教务、外交和人际关系方面，他深谙“中庸”之道，处事稳妥、有进有退、不偏不倚，体现了坚忍豁达的儒家风范，在与国民党、共产党高层人士以及外国政要、著名侨领交往中得到充分尊重和好评。他是一名典型的儒僧，他善于在为人处事中经常运用儒家经典名言，阐述己见，更注重于中庸艺术，外圆内方，韬光养晦，长期居于高位而游刃有余，倍受敬仰。这些都是他深厚儒学修养的集中体现。

    3、深刻的哲学思想。圆瑛法师的许多演讲，大量的诗联、经典著作，以及处理僧寺事务、外交活动等方方面面都体现他深刻的哲学思想和哲人情怀。圆瑛大师身居丛林，以冷静的目光观察世界，思考社会的变革，辩证地分析问题、看待事物。他使中国佛教不脱离中国的社会实际，在维护佛教神圣的同时，着力处理佛教与儒、道两教，佛教与国家、政治、社会、人生的许多磨擦、矛盾，在寻求主流一致、化解矛盾中达到对立统一。正是这种深厚的哲学功底和辩证思维方式，使得他在藏龙卧虎的丛林名刹和高僧如云的中国佛教界能运作自如，成效卓著，倍受尊崇。他把哲学理念贯穿于治学、事佛、处世、为人各方面，处处体现出坚忍豁达、脱俗淡雅的崇高思想境界。他善于运用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则分析事物，见解独到使人心悦诚服。1925年，他在致太虚法师书中就讲到：“我观世界科学之发达，得其利者固多，因受其害者亦不少。竞争愈烈，世界愈入漩涡。将来启救世道人心，自必重振佛教，而我佛教自应抖擞精神，以为一番预备。”80多年过去了，我们不得不为圆瑛法师深刻的哲学思维感到惊叹。科学发展，日新月异，确实使国民受惠，同时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世界各国为各自的利益争端，愈演愈烈，甚至太空、南极都充满了火药味，人类确实到了应该注重“启救世道人心”科学发展、和平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时候了。

    4、飘逸的诗情禅意。圆瑛对律诗、对联、书法有很深的研究，达到相当高的境界。他常常以诗释禅，以联结缘，以书修心，以翰墨因缘普利众生。

    圆瑛法师一生创作大量诗篇，视野宽阔，题材广泛，意境深远。“诗言志”这是圆瑛律诗的重要特征。他从二十岁开始，每逢度十，口占一首，记述他的心路历程。或慷慨激昂，或自励自勉，或大彻大悟。用词谴字十分精当，抒情喻理耐人寻味。二十初度吟道：“新月初圆留净影，毒龙未制且安禅”。三十口占曰：“满眶热泪成沧海，一片雄心付白云”。四十口占曰：“浮生如梦谁非寄，慧镜蒙尘我自磨”。五十口占曰：“参禅只为离生死，说法何曾有苦辛”。六十口占曰：“本来面目何时悟，幻化身心即是禅”。七十口占曰：“万法皆空忘物我，寸丝不挂泯机梭”。

    圆瑛法师亦凡亦圣，亦佛亦儒，有情有义，内心丰富，感情细腻。他身居丛林，心怀天下，关心时局，心系众生，这在圆瑛的诗联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由于圆瑛的特殊身份，我们只能通过保留下来的诗联感受他的内心世界和艺术才华。他与友人唱酬道“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时事五州罗眼底，秋涛万顷起胸中”。他讲经厦门南普陀，游鼓浪屿吟道“天痕青入海，树色翠横楼”，写景十分贴切、生动、神妙。他的《舟次怀友》曰“远别愁难遣，孤吟梦不成。三秋知己感，万里故人情。”他在《次穆斋君原韵》中写道“隔水花伤别，停枝鸟倦飞。物情与人意，相对两依依。”圆瑛法师留存的对联也十分精典，如：“竹影时临案，涛声欲上楼。”“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如愚始是贤。” “静神能养气，学佛可修心。”应该说圆瑛法师的诗联，无论从艺术上、思想上都是精品，是圆瑛文化十分宝贵的重要部分。他的许多诗联都可以僧俗共赏，对人们陶冶情操，提高修养，激励人生，构建和谐都很有积极意义。
圆瑛法师的书法有很高的造诣，他秉承精典技法，极具传统特色。圆瑛书法特点是骨重神清、洒脱淡雅、平实自然、具有质朴之美、平和之意、谦恭之韵。在浙江、上海、江苏、福建的许多名山名刹中都有圆瑛法师的题字碑刻，圆瑛还经常应友人信众之嘱，书写对联、中堂相赠。人们往往从他的格言内容、书法艺术中深得启迪教育，受益终身。圆瑛书法艺术也是圆瑛文化的组成部分，值得我们学习与弘扬。

    5、高超的讲演艺术。圆瑛一生大小演讲几百场，有文字记载流传的讲演稿就有近百篇。据圆瑛年谱记载，他的演讲有很大的感召力、吸引力、震撼力，往往是座无虚席，连续增场，讲完人不散，听了还想听，人们称圆瑛法师能口吐莲花，令顽石点头，受众常常是获得一二名言警句而终身受益。他的演讲有几个特点：

    一是简短。一般演讲稿都在2000字左右，言简意赅，非常精练，而且通常以文白相间形式加以提炼表述。一些事例、道理的叙述都采用对仗、排比、成语等精炼的语言，凝聚听众的精力和注意力，从而收到良好的效果。

    二是引经据典。圆瑛学识丰富，诸说兼通，经常引儒说佛，借儒喻佛，深得僧俗两界普遍欢迎。

    三是深入浅出。佛门深似海，佛学更是博大精深。许多佛学道理非常深奥难解，圆瑛法师善于用通俗的比喻阐述深奥的道理。圆瑛讲解“大乘”“无我观”时说：“人生不过百年，瞬息磨灭。世界之人，能把‘我’字看轻，自然能为国家服务；能把‘我’字打破，自然能致社会国家于和平。人人无我，则世界清净。”

    四是现身说法。圆瑛常常以身示范，怎么做就怎么说，说到做到，这是圆瑛大师演讲感人的真谛。他在办慈儿院时说：“圆瑛创办慈儿院，亦是学佛大乘无我之行。大乘之道，志在利他。先须打破我执，放弃自己讲经工作，而为利孤工作。”圆瑛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一生创办多所慈儿院，培育许多孤儿成才。他身体力行，现身说法，言行一致，使得他的演讲具有深刻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五是针对性强。圆瑛大师能根据不同对象、不同心态和当时当地的背景，有的放矢，采取不同的方式吸引听众。他对僧侣、信众、华侨、军人、政要、学生等不同身份的对象都有典型的演讲，十分贴切，深入人心，甚至让人终身难忘。如他对军人的一次演讲中说道：“在军界必须学佛教之大无我之精神，不存身家之我见，自然心无挂碍。无挂碍则无恐怖，无恐怖则胆气自壮，可以建功立业、护国佑民。”

二、圆瑛文化的核心是爱国、慈悲、坚忍、豁达

    圆瑛一生爱国、慈悲、坚忍、豁达。这是圆瑛文化中最宝贵的东西，也就是圆瑛的崇高精神。圆瑛精神体现在圆瑛文化的方方面面。

—— 爱国。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曾说：“圆瑛老法师一生功行中，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却是他的爱国精神。”圆瑛青少年时期就秉持正义，关心国家命运前途。时值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外强辱国。他曾参与古田县衙门请愿抗议，反对割让台湾。在忧国忧民的郁闷压力下，为救世，而愤然出家。他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出家，而是既出家又入世，既愤世又济世，在佛门施展报国之能，居丛林长怀济世之心。抗日战争期间，他号召团结全国佛教徒和信众不畏强暴，坚持抗日。他组织僧侣救护队，成立佛教医院，举办道场宣传抗日救国，并亲赴南洋演讲筹款，支援中国抗日。日本人在恼恨之下，把他逮捕关押在南京日本宪兵司令部大牢一个月时间，也奈何不了他，慑于当时国内外的强大舆论和圆瑛的崇高威望，又不得不放了他。
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和南洋诸国纷纷派人争相延请圆瑛法师离开大陆。他说：“我是中国人，决不他往。”新中国成立后，他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团结佛教徒，以佛教理念净化人心，维护社会安定和谐。为宣传中国政府宗教政策，提高中国佛教对外影响，促进世界和平作出杰出贡献。

 —— 慈悲。慈者，与人以乐。悲者，拔人之苦。大师一生慈悲为怀，普度众生。鉴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他得中秀才后，首选佛门报国，以出家为济世之道，以他的聪明智慧，从事佛学理论研究，并身体力行，影响众多弟子、信士。他一生克服重重困难，筹集钱物，创办诸多孤儿院。特别是在创办泉州慈儿院期间，受到曾任福建省长萨镇冰的赞许，亲授“婆心法乳”牌匾。他提出以寺产办教育的理念，还致力于创办佛学院、国民教育，受到当时佛界的充分肯定。他一身无物无我，1952年10月17日起，他在上海圆明讲堂启建祝愿世界和平、人民安乐水陆道场，连续49天讲经弘法，收益6亿元（旧币）除正常开支外，把剩余的全部资金捐给全国各寺院。他60岁寿辰，中国佛教会为他举行寿庆。他嘱咐把全部收入捐给中国佛教会，他自己却在鼓山涌泉寺为僧侣讲经弘法度寿辰。1923年，圆瑛要去被日本人占据的台湾讲经弘法，许多人劝他不要去。他执意要去，他说，台湾人民是我们骨肉同胞，佛主慈悲，我去台湾弘法，拔人之苦，义不容辞。圆瑛对家乡十分怀念，他曾倡导、主持并捐资整修古田极乐寺、吉祥塔，创办家乡小学，资助乡亲等等，都体现了他博爱情怀。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正需要以慈悲胸怀为基础，人人能慈悲为怀之日，即是社会和谐之时。

—— 坚忍。圆瑛意志坚如磐石，勇猛精进，忍常人所不能忍。这是他成就一生伟大事业的内在动力。在晚清腐败、社会动荡、列强辱国的年代，他以一介书生，忧国忧民，导致他少年得志而愤世出家，此后，一生秉持爱国爱民初衷，历尽艰辛，始终不渝。在物欲横流、世风日下、战火纷纷、民不聊生的民国时期，佛界与其它各界一样，困局重重。他受命于危难之际，以坚忍不拔的意志，执掌中国佛门几十年，调和政教之间，融和僧俗两界，整肃佛门规矩，在中国佛教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抗日时期，他在日本宪兵大牢忍受严刑拷打，仍然端坐念佛，丝毫不动，绝食抗争，令凶残的日本人望而生畏，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也体现了佛门弟子铮铮铁骨和报国忠心。他以顽强的意志，终身克勤克俭，成为佛界苦行楷模。他出家早期追随达本法师在雪峰寺砍柴、做饭，历练托钵、律仪、苦行，在主持复建泉州开元寺期间，亲自出门募捐、劳动监工，身体力行。为重建天童寺呕心历血，亲力亲为，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重建起当时中国一流寺院。他一生虽然教务繁忙，却始终勤学不辍，精研诸说，采众家之长，通佛法之妙，深得禅髓。一生撰写佛学专著20多种数百万字。他除了专攻佛学诸说外，还对儒学、哲学、文学、诗联、书法等都有很深的造诣，以翰墨因缘普利众生，铸就了大师风范。

—— 豁达。圆瑛善于以哲学眼界和辩证思维洞悉世间人性，阐述佛教理念。同时以儒学视角研究佛家诸说；以佛学教义诠释儒学观念；以儒释教义观察世间百态。使僧俗之间，儒释两教，通和融合。圆瑛也成为超凡脱俗具有独特人格魅力的一代宗师，倍受敬仰。他一生弘法讲经几百场，凡经他教化的社会各方面人士无不为他的豁达魅力所感动。他虽然长期身居高位，但始终礼贤下士，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做好每一件事；住持每一个寺院、担任每一个岗位都谦恭敬业，把名誉地位让给他人。他担任天童寺住持届满时，众僧侣感念他品德高超，成绩显著，刻意挽留他连任，他却执意坚辞。他说，要把住持岗位腾出来，使更多人有锻炼成长的机会，一定有后人比我强。他是一代宗师，但仍然非常虚心听取各家学说，认真研究各学派，平等探讨交流，以博大胸怀、渊博知识，获得各家尊重。住持圆明讲堂，还经常延请其他法师讲法，他都虚心坐在台下听讲，事后与讲演人探讨交流。他的虚怀若谷常使许多人感动不已，深为叹服。

    圆瑛精神的崇高境界，展示了佛门弟子的爱国忠心和高尚情操，大大提升了佛教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很大程度上引起了人们对佛教积极意义的认同与共识。圆瑛精神通过他的得意门生赵朴初先生、明旸法师以及众多弟子，影响中国佛界近百年，并将继续产生深刻的影响。我们相信，这种崇高的精神对当代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和构建和谐社会都有现实的积极意义。

三、圆瑛文化的特点是诸说兼通，博采众长

    圆瑛法师说：“各科学说，儒学、哲学、佛学、道学研究时，必须具一种眼光，把那学说之要领看的明明白白，不可存门户意见。凡有益于人生身心德业学问智识者，都要采取体会。既有不合潮流者，亦必须仔细审定。如此可谓知己知彼，始足应世，若但知己而不知彼，不足以与世界学者之酬对。”他又说：“佛学与儒学，实则同条共贯。其修养工夫，释氏则在‘返妄归真’，孔氏则在‘克己复礼’；其到家消息，释氏则在明心见性，孔氏则‘穷理尽性’”。他认为佛儒教理同归一辙，佛教与儒教在理论上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例如佛教主张无我，儒家强调毋固毋我。佛教称地水火风四大成我身，与儒家说金木水火土五行同为一回事。又讲佛教慈悲为怀与儒家的博施广济之并列，把佛教五戒与儒教五常加以对照，融合佛儒两道。他在一首诗中曾吟道：“喜舍慈悲原是佛，廉明忠恕合称儒。”“两教经天如日月，觉民辅世岂悬殊。”

    圆瑛法师把释迦牟尼佛学与中国的儒学相结合，并创造性地把它们融会贯通，让佛儒和谐相处，继承和发展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中国近现代佛学体系，使佛学理论更加通俗化、社会化，更容易被大众普遍接受，因而把近现代中国佛学理论推向一个新的境界。圆瑛也成为近现代中国儒学与佛学相结合的领头人。

四、圆瑛文化的实质是济世、治心、和谐

    毛泽东、鲁迅、圆瑛基本上处于同一时代。当年，他们都是有抱负、有知识的热血青年。当时旧中国灾难深重，民不聊生，为了实现报国济民的远大志向，毛泽东选择了拿起枪杆子夺取政权，成为共和国的缔造者；鲁迅弃医从文，拿起笔杆子唤醒民众，为争取自由解放而斗争，成为中国文坛泰斗；圆瑛则出家入世，以大慈大悲的博大胸怀，净化人心，普渡众生，为中国的佛教事业呕心沥血，为匡正世风、共创和谐倾注毕生精力，成为中国佛门领袖。

    圆瑛反对把佛教看成是“消极”、“迷信”、“厌世”。他认为佛教是积极救世的，只因在当今物欲横流、人心不古的情况下，“人们不懂佛书，佛教宣传不够，贤举之士不出，乃使佛法不显而不得昌。”他主张入世救世，以大乘佛教义理的实践，匡正人心，积极事佛。他认为，时局动荡，连年战争，乃是“我”字作怪，倘若人人能以“无我”之心，报国济世，则家家和睦，社会和谐。在世界上，倘若国与国之间，能有“无我”之心，则互相平等，和谐相处，无弱肉强食、尔虞我诈现象，能制止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人类获得幸福。他一生积极实践大乘教义理，为佛教徒树立了楷模，使佛教在国家社会中有了更好的形象和更积极的影响。

    圆瑛圆寂之后，赵朴初、明旸等秉承圆瑛思想文化理念，推动当代中国的佛教事业发展，并把它发扬光大，使广大佛教徒在积极参加国家建设，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对弘扬圆瑛文化的思考

    古田有千年文化积淀，曾经名贤辈出。我认为份量之厚重、影响之深刻，在古田地方文化中，当首数圆瑛文化。因此，弘扬圆瑛文化对地方的经济、社会、文化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1、要形成共识，摆上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议事日程。笔者以为，要在四个方面统一思想：一是在党的十七大提出社会主义文化要大发展大繁荣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大背景下，进行挖掘圆瑛文化正逢其时，机会很好。二是圆瑛文化是闽东一大的文化品牌，圆瑛在中国佛界乃至社会上的地位显赫，贡献突出，影响巨大。打造这一文化品牌有巨大的潜力，能够提升地方文化软实力。三是圆瑛虽然是和尚，但他的思想文化不仅限于佛教范畴，他的文化博大精深，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难得的通才。四是挖掘圆瑛文化将对闽东弘扬传统文化，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经济发展有着巨大促进和推动作用。所以要形成广泛的共识，引起足够的重视，凝聚各方合力，共同推进圆瑛文化发扬光大。

    2、加大力度整理有关圆瑛资料和开展文学创作。《圆瑛》文史资料专辑从去年9月下旬开始征编到今年4月底前完稿付印，整整经历了7个月的时间，编写组的同志为了收集史料，十进平湖镇六上端上村，同时走访了县佛教会、极乐寺、齐云寺、大桥镇、屏南县等地，前后召开了30多场的座谈会。把圆瑛小时候在故乡生活读书的点点滴滴材料尽量收集起来，加以认真整理。还一路走访了雪峰寺、涌泉寺、开元寺、天童寺、圆明讲堂、龙华寺、香港佛教会、新加坡居士林、马来西亚槟城极乐寺、取得了许多珍贵史料。编写过程查阅有关圆瑛法师的佛教刊物、报纸、书籍、山门志、圆瑛法汇、地方志、纪念文章汇集等共7大类60多种。从纷繁的资料中吸取所需，从300多万字的资料中撷取20多万字的史料，所下功夫之大，是以前几本文史资料编辑过程中无与伦比的。为了争取时间，编写组的同志连续加班加点做了大量的工作。从《圆瑛》一书的框架第一稿出笼到基本定稿，就7易其稿。有的文章从初稿到定稿排版，前后10易其稿，某些文章前后对比，已被改得面目全非，上万字的初稿，最终定稿才留下一两千字。其负责精神、严谨态度，甚为可嘉。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大量的工作，只能靠加班加点。为此，县委章书记特意在批示中，附上一句问候的话，“同志辛苦啦。”

    在该书的定位及有关方面的把握问题上，我们十分慎重，反复考虑，全书以圆瑛史料为主体，以圆瑛文化为主线，希望通过收集翔实的史料，着重展示圆瑛思想文化，反映圆瑛思想风貌。基于这种想法，编写组的同志在征编过程，不但重视资料筛选与编辑，而且做了不少有关圆瑛思想精神、文化艺术的研究工作，向社会各界人士征集有关研究文章，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分析探讨圆瑛文化的内涵，形成了共识。从而使《圆瑛》一书成为具有一定思想高度的文史专辑，做到资料性与思想性的和合统一。

    初稿出来后，我们多次召开意见征求会，认真听取各界人士的建议，吸纳许多建设性的意见，进行了充实完善。清样出来时，我们专门呈送给了章瑞进书记和杨峰县长审定。书记、县长都做了重要批示，章书记在批示中指出：“这本专辑我认为总体上能够反映圆瑛法师的精神风貌和思想文化内涵。”杨县长的批示是：“《圆瑛》一书不仅反映了圆瑛法师成长、成功、成名的人生脉络，更体现了他对祖国佛教理论的挖掘和传承，把热爱祖国与热爱佛教融为一体。”书记、县长给予此书充分的肯定，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鼓舞和鞭策。为了让该书在出版时尽量减少纰漏，编写组同志在清样送去排版后，还4次到福州进行订正修改，最大限度地提高本书的质量。但是，县政协编撰的《圆瑛》专辑只是一些很基础的材料，今后还要加大力度，更加广泛收集整理有关材料，以臻完善。并期望能引起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共同关注，能引起县委、县政府的进一步重视和支持，期待有更多的文艺工作者能够创作反映圆瑛杰出贡献与传奇人生的小说、戏剧、电影和电视，以文学艺术的形式深入人心、扩大影响。

    3、扩建圆瑛纪念堂，修复圆瑛故居。圆瑛纪念堂和圆瑛故居是传播圆瑛文化的重要载体，扩建圆瑛纪念堂和修复圆瑛旧居是弘扬圆瑛文化的基础性工作。这项工作做好了，闽东将成为佛教的一大知名圣地。对闽东的旅游业将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对闽东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在一代佛教界伟人的出生地、成长地建设一个象样的纪念场所，也是义不容辞的职责，所以笔者不揣冒昧，竭诚呼吁有关方面，不遗余力地承担起这项义务与责任，为弘扬圆瑛文化，造福子孙后代尽力而为。

    4、举办各种纪念活动和学术讨论。今年是圆瑛法师诞辰130周年、圆寂55周年。作为他的家乡应有一些相应的纪念活动。今后也应在他诞辰、圆寂的逢五逢十纪念年，开展各种主题各有侧重、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纪念活动，同时诚邀各地高僧来古作学术交流研讨，推动圆瑛文化的广泛传播。